我愿意将这看成是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——150名无锡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案已于3月18日在北京市一中院宣判，国土资源部一审败诉，法院判令国土部受理原告关于土地征用的行政复议申请。（见3月21日《北京晨报》）
　　在中国百姓几千年遗留下来的“民不与官斗”的守旧视野里，农民和部级单位打官司，不仅是“不自量力”，简直就是“自取灭亡”。如今，当农民胜诉的声音传来时，可以想见民间的惊讶和兴奋。人人都会说：农民胜诉国土部彰显了中国法治的进步。
　　然而这起典型事件的社会意义远不止此，它的全民法治教育意义相比于事件本身的司法进步意义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笔者以为，“民告官”之“官级”的逐步升高，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司法公正的“考验”，更在于行政诉讼“登高”至部级后“振臂一呼”的教育效应。
　　公民的法治意识，尤其是行政诉讼意识，是需要培养和教育的。这种教育不仅需要坚持不懈的理论灌输，更需要典型事件的示范教育。农民胜诉国土部是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，《行政诉讼法》明确赋予了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；农民胜诉国土部更是一次生动的司法示范，它用事实证明，法律的方式远比上访等方式更为有效。
　　农民胜诉国土部，对行政机关同样是一场法治教育。应该意识到，“民告官”意识的增强，并不是“刁民”行径的扩张，而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强有力的促进和约束。若依法行政完全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自律，就很容易产生行为惰性；当公民的法治意识越来越成熟之后，法律意义上官与民的平等就会为我们构建起一幅和谐的图画。